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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生产基地同时也为了更好地筹划整个矿产区，禹子谟在何峰、秦时竹两人的授意下，同时得到徐世昌的批准后，将辽阳铁厂的范围同时向西南方和北方两个方向扩大，前者界限到了樱桃园、王家堡子、关门山一带（属于鞍山矿脉靠近中心部分），后者则到了辽阳正东四十公里的地方。
这是秦时竹等人第一次明显体验到官商合作的妙处，新扩大的土地范围占地约有4万余亩土地，但其中很多都是官地，依照整体流程的上下疏通，辽阳实业仅仅以5万多两银子的代价就予以拿下，当然，对徐世昌而言，这些官地闲着也是闲着，倒不如换取一点银子来得实在，更何况还有督办费每年净增加3000两的实惠，何乐而不为？当然，总督大人自己怀里的那张万两银票是不会轻易出来示众的。
对禹子谟个人来说，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业体系的日益完整，使得他愈发确信“实业救国”这条路是对的。虽然身为总经理的禹子谟在辽阳实业中所占股份并不多，不仅只是董事长沈麒昌的一个零头，即便与穿越七人组想比也要差上不少，但就是这不多的股份屈指算来也有百万之数，想起几年前几乎走投无路时的绝望，几乎有两世为人的感慨。
除了物质利益的丰富，精神上同样受益非浅，无论是在人格上还是谋略上他都深深服膺于何峰、秦时竹等人的筹划，在他们身上，他仿佛看见了中国未来的希望，隐隐升腾起救中国之路唯有照此的念头。年底之时，借着奉天巡防唐绍仪访美的机会，秦时竹帮他疏通关节，促成了他儿子禹奋进去美国留学。再早些时候，侄儿禹清明已被何峰安排去德国留学了。禹子骧虽然对弟弟很多洋做派还不太习惯，但是将子弟送出去放洋他是举双手赞同的。当然，他有些奇怪为什么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弟弟绝口不提去日本留学，而非要送到德国与美国这样差异更大、路途更远的国家。
对于个中缘由，禹子谟是无法解释的——日本革命党力量很强，他担心这两个刚刚年满18岁的年轻人会经不起那种炽热与爆发。他并不是不赞同革命，而是认为在现在的中国更需要能脚踏实地办实业的人物，禹家的子侄都很老实、本分，不太像能是搞政治的人物，做学问或者搞实业倒更契合一些。再说，经历过“非常国会”的风风雨雨，禹子谟已经对政治变革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高呼两句口号，弄点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并不困难，但要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落后与衰败，只有热情与口号是不够的。在走出国门去见世面的两位子侄身上，无不承载起了父辈殷切的期望。
留守身边的便只有年龄尚小的陈若愚，一直将其视为几出的禹子谟将其送到奉天新学堂读书。小家伙虽然起先吵吵闹闹不乐意，但读了几天后就喜欢上了那里，还一口一个黄先生（黄炎培）怎么说，由于天资聪颖、基础扎实，直接就读了中学堂二年级，同学都要比他大个两三岁。子女纷纷离家，读书的读书，嫁人的嫁人使得禹子谟兄弟有时不免感觉一丝寂寞，但更多的时候体会到了一种为理想而奋斗的充实。
虽然众人极力保持低调，但弓长岭方面的钢铁成就却是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在1905年年末日本和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时，虽然奉天交涉司韩国钧极力反对，但仍然不能阻止日本大仓组获得本溪湖一带煤、铁矿山的开办权力，虽然标榜中日合办，但合办只是一个幌子，几乎便等于日本独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