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强行颁布一些政令，乃至于抄家夺货，那只会让市场更加萧条，乃至于造成人员物资的大量出逃。李潼大军规模就算再扩大一倍，也难以完全控制整个长安城。不讲规矩，那就一拍两散。
现在手里拥有了这样一批物货，那就有了影响市场、平抑物价的资本，可以将市场秩序重新建立起来。只要市面有货，能够重新运转，那就不怕有人捂盘惜售，他还巴不得再有这样的人涌现出来。
关中这些收藏家们的存在，也是有好有坏。坏的一方面是囤聚成瘾，无物不藏，根本就不考虑给民生和市场带来的负担与恶劣影响。好的一方面则就是收藏种类繁多且量大，一口吞下来就能消化的挺美。
而且除了这些物货储备之外，扫荡的城郊这些园业田产也是一笔不菲的财富，足足有两千余顷，而且都是靠近水源、水道的上等良田。
这还仅仅只是账面上的数字，如果再实地丈量一番，按照这些人家一贯尿性，耕地面积还会上涨数成乃至于一倍。
总之这一次收拾这十几家勋贵门户，真是让李潼赚的嘴上流油，也就难怪他会动念继续多搞几家。搞是肯定要搞的，不搞的话他都得难受的睡不着觉，不过规模和数量也得稍作控制，吃得太凶了、没有节制总归是不好的。
所以在回到中军大帐后，李潼即刻拟定两条令式，一条是《禁西京物料输出令》，一条是《治乱归正市榷行式》。前者管控长安城物资，统统不准输出。后者则整顿长安市场秩序，将一部分物资交易纳为官府监控进行，乃至于官买官卖。
管控物资是战时当然之法，别的不说，如果不是此前王师大军对长安城通道封锁，也未必能憋得那盗窃官库的十几家人原地自爆。长安城秩序恢复，仍须大量物资投入，当然不能让物资大量流出。
至于后者，李潼是打算将西京商贾们引入到长安城秩序重建中来。虽然说在任何时期、任何年代，商贾都算不上什么进步群体，但物资要流通、市场要活跃，离不开商人的配合。
不要说眼下长安城动乱方定，哪怕是开天时期整个大唐国力最兴盛的年代，朝廷也需要通过市籴等政令激活民间资本，从而推动战争机器的正常运转。
李潼又在灞上大营停留了两天时间，后路增兵又有五千人抵达长安城外，随同而来的还有姚元崇等一批重要幕府官吏们，腊月下旬，他才正式进入长安城。
这一天，清晨伊始，西京诸爵门以及诸署衙官足足数百人，早早的便来到了灞上大营，恭迎雍王殿下入镇长安。
营中鼓号声响起，五千中军将士阵列严整，各依旗令次第出营。李潼同样策马出营，倒是没有披挂在神都那一身骚包的金甲，只是穿了一身相对朴素的明光甲，但随着大营旗纛鼓吹的前后导引拥从，同样威风不减，令人心折。
“臣等恭请雍王殿下入城登堂降教！”
足足数百人在营门前恭敬作拜，刚刚抵达灞上的兵部侍郎姚元崇则登台宣读制书，宣读完毕后，众人又高兴的蹈舞起来。当然，高兴则未必，但如果不蹈舞，那就有麻烦了。
群众再请之后，队伍才继续行进，自灞上直入城东春明门。横街上不断有甲士驰行，往来净街。横街两侧虽然也有民众聚集观望，但也都不敢随便冲上横街。
至于李潼第一次来到西京时，平康坊伶人们当街路演的情况，则就更加不会出现了。那时候李潼还是一个闲散宗王，如今则大权在握，执掌西京乃至于整个关内道局面。
不过就算雍王没有权势慑人，想必西京民众们眼下也都没有什么闹乐的心情。队伍刚刚行入春明门，李潼便明显感觉到长安城较之此前的不同。
大街两侧所植槐柳俱已不存，街边的明渠污水泛滥，两侧伫立观望的民众们显得有些麻木沉默，远没有此前那种活泼与自信。整座城池都显得肃穆、压抑乃至于冷清，虽然表面上的动乱已经没有了，但动乱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却仍处处可见。
感受到长安这些令人心酸的变化，李潼一时间也是心情复杂，长安今次所遭受的打击，跟他关系颇深。
现在终于得以入城，倒不必再说什么懊悔、愧疚之类，社稷蒙尘非是短年，洗去笼罩整座城市的阴霾，使这雄都重新焕发出本来所拥有的光辉，将是他毕生的责任与事业！
朱雀门前，随从诸众再次下马列拜，雄大的宫门前，旌旗招展，甲士林立，青石御道纤尘不染，李潼策马缓行，及至宫门前勒马顿住，然后深吸一口气大声道：“从此以往，不负祖宗，不负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