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后接到密告，便与萧何商量，谎称边地大捷，陈豨已死，列侯和群臣都要入宫庆贺。韩信心中有鬼，不敢不去，何况又是萧何发的通知。结果刚一进宫，就被埋藏在两旁的武士擒拿，并被吕后处死在长乐宫钟室。
韩信之死，是史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更被文学艺术作品一再演绎。不少人甚至认为，韩信的谋反根本就是冤假错案。想想看吧，他最有实力也最有条件的时候不反，现在等于软禁在家，反什么呢？只不过，这错案已被刘邦和吕后铸成铁案，司马迁也翻不过来。
关于这个问题，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大约可以肯定，此事确系吕后所为，或吕后与萧何合谋。当年月下追韩信的萧何为什么要与吕后联手，也不清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刘邦对这一结果既感到惊喜，又略有遗憾。
对，且喜且怜之。
那么，刘邦临行前是否对吕后有过授权、交代或者暗示？同样不清楚。但吕后可以事先不请示，事后也不通气，自然有原因。总之，吕后比刘邦要狠毒得多。她没有片刻犹豫和怜惜，干净利索地就把韩信干掉了。韩信这才痛悔当初不听蒯通之计，以至于竟被妇人所戮。
是啊，他只知道讥笑项羽的妇人之仁，却不知道这毛病自己也有，更没想到妇人也未必都仁的。
但，他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刘邦的对手。
韩信被贬为淮阴侯后，刘邦经常找他聊天。他们共同回忆过去的岁月，议论诸将的才能。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像我这样的，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超不过十万。
刘邦又问：你呢？
韩信说：越多越好。
刘邦笑：好一个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抓起来了？
韩信说：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驾驭将领），这就是我韩信斗不过陛下的原因。再说陛下是天才，哪里是人才比得上的（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好嘛，那你还要谋反？
韩信被杀，是在汉十一年正月。与此同时，韩王信也被杀。一个月后，即同年三月，彭越被灭三族。又过四个月，即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三个月后，即汉十二年十月，刘邦与英布会战。英布兵败被杀，刘邦则因为被流矢所中，在半年后不治身亡。
一个个英雄或枭雄就这样谢幕退场，不是身败，便是名裂，真不知是为了什么。
也许，这得去问秦始皇。
秦主义
秦始皇的尸体运到咸阳时，早已腐臭。
当然要臭的。他崩于沙丘是在七月，葬于骊山是在九月。这么长的时间这么长的路，又是热天，不臭才怪。因此也有人认为，这尸体根本就没运回去，也不可能运。坐在车里和埋在皇帝陵的，其实都是替身。[11]
也许吧，也许。
但可以肯定，无论秦始皇本人埋在了哪里，他的事业都没有被埋葬。祖龙虽死秦犹在。刘邦和他的后继者接手了秦始皇的所有遗产，包括他开拓的疆域，他开创的制度，他开辟的道路，以及背后的理想。
秦始皇也有理想吗？
当然。[12]
没有证据证明，夺取了天下的秦始皇，像当年的周武王一样举行了开国大典。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懵懂的。相反，秦始皇清楚地认识到了三点：第一，他做的事情前所未有；第二，他建立的制度将延续下去；第三，他的事业如果成功，将永远消灭战争，实现世界和平。[13]
如此理想，岂非远大？
没人知道秦始皇为什么会这样想。也许，作为战火中成长的一代，他对战争有着别样的看法。在他看来，战争是可恶的；而战争的总根源，就是诸侯林立的封建制。
秦始皇说对了吗？
有一定道理。据统计，春秋时期八十多年间，仅郑国参加的战争就多达七十二次以上，宋国的参战也不少于四十六次。他们进行这些战争，有时是要服从霸主的命令，有时是为了自卫，有时则是侵略别人。[14]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事实上，春秋无义战。春秋的战争几乎都是侵略战争，战国就更是。抵抗外族入侵的反侵略战争也有，但更多的是华夏民族窝里斗。开始不过争当老大，后来就变成兼并别国。也就在前面说的八十多年间，仅楚国一家，就灭了江、六（读如陆）、蓼（读如瞭，第三声）、庸、萧五国，以及群舒（分布在今安徽省北部的少数民族）。
其他邦国也不含糊。齐灭莱，秦灭滑，鲁灭邾（读如朱），莒（读如举）灭鄫（读如增）。莒，后来是被楚灭了的。但在这会儿，也不放过兼并别国的机会。[15]
那么，这是中国国情，或君主制的罪恶吗？
也未必，并非君主制的古希腊同样战火纷飞。那些独立、自由、平等的城邦，就像我们的东周列国一样大打出手。民主制的雅典与贵族制的斯巴达为了称霸全希腊，爆发了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间长达二十七年之久，跟我们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有得一拼。
更不像话的是，为了在这自相残杀中胜出，他们竟不惜勾结希腊的宿敌波斯。这跟制度又有什么关系呢？何况城邦制度的希腊，在世界史上原本就是例外。[16]
相反，从分散弱小的部落国家，到相对强大的独立王国，再通过战争变成统一大帝国，几乎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道路。埃及、印度、巴比伦，都如此。就连罗马，虽然坚持共和政体五百年，最后还是扛不住。希腊人自己无法完成这一转变，便只好由马其顿人代劳。[17]
历史潮流，大抵如此。
秦始皇当然没读过世界史，也不会去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他的想法可能很简单：既然君主必不可少，那么，与其一堆人当国王，不如一个人当皇帝。
这就是秦始皇的主义，秦主义。
秦主义的核心关键词是皇帝。因此，他们为皇帝规定了一系列特权和专用名词。皇帝下达指示叫制，颁布命令叫诏，自称则为朕（周王称不，诸侯称寡人）。朕，原本就是“自身”的意思。以前谁都可以这么说，现在不行了。皇帝要唯我独尊，臣民便只好身不由己。
问题是，有了皇帝，天下就太平了吗？
也没有，反而打得更凶，因为当皇帝成了最大的诱惑。当年张敖被诬谋反，连吕后都来说情，认为看在鲁元公主的份上，张敖应该不至于。刘邦却说，为什么不会？他要是得了天下，有的是鲁元公主。[18]
显然，仅仅确定天下只有一个皇帝还不行，还得保证这皇位是不可争夺的。这样看，刘邦倒是在完成秦始皇未竟之事业，完善秦主义；韩信、彭越、英布的不幸，则在于不该生活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
汉初的大屠杀，只能这样理解。
然而刘邦却犯了另一个错误。他只知道防外人，不知道防家贼。在逐一消灭了异姓诸侯王以后，刘邦把他们的地盘封给了兄弟和子侄。他万万没想到，由于都是凤子龙孙，这些家伙造起反来，比不姓刘的更加理直气壮。
刘邦没想到的，秦始皇更想不到。
不过我们总算有皇帝了。他被规定为皇天上帝的嫡长子，拥有普天之下最高和唯一的统治权，包括决策权、审批权、立法权、司法权、监督权和裁判权，简直就是集天下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权。
秦始皇的理想也部分地得到了实现。刘邦以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半封建的郡国制被废除，汉帝国全面实行郡县制。从此，一百多年天下太平。再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内战，又实现了二百年的国内和平。
至于帝国制度，则延续了两千一百三十二年，占据中华文明史大约十分之六的时间。
如此看来，大秦岂非没死？
是的。一种尚有争议的说法甚至认为，China其实就是秦，是“秦”这个字的读音。这虽然无法得到确证，却比解释为丝绸和瓷器更具象征意义。事实上在20世纪前，China确实就是秦，是不叫大秦帝国的大秦帝国，就连少数民族建立的那些或长或短的王朝也不例外。
这，又是为什么呢？
集权是一种必然
过去人类社会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们凭借和依仗某种力量，来支配资源和分配财富的历史，也是人类转换凭借依仗力量、调整支配分配方案的历史。
历史是漫长的，探索也是多样的。
最早的方式是凭借武力。谁的拳头硬，刀子快，谁就拥有土地、牲畜、女人和荣誉。反之，则成为他人的奴隶。武力的强弱，是唯一的标准和选项。
由此建立的，是“武力社会”。
武力社会是野蛮的，也不能持续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只能靠发展生产力。依靠掠夺来积累财富，则不但成本高，风险大，也不利于全人类。
放下屠刀是迟早的事，问题只在拿起什么。
也有不同的选择。
一部分人拿起了算盘，他们是商业民族。商业民族主张自由贸易，资金的多少便成为支配的力量。由此建立起来的是“财力社会”，资本主义是其典型。
另一部分人选择了权杖，主张根据权力的大小，来决定相互的关系和各自的配额。由此建立起来的是“权力社会”，中华帝国是其典型。
武力社会，财力社会，权力社会，三大类型。
这三种社会类型，历史上都曾经存在。部落国家，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希腊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华夏邦国，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
所以，它们都得变。
希腊城邦的方向，是发展为“准帝国”。但，雅典帝国也好，斯巴达帝国也罢，其实不过国家联盟。斯巴达和雅典都只是盟主国，不是宗主国。其地位，与周王国和周天子无法相比，仅相当于齐桓、晋文一类的霸业。[19]
事实上，希腊城邦永远都不可能变成帝国。因为自由贸易与专制集权，在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因此，他们只能先被马其顿帝国吞并，后被罗马人征服。他们的社会理想则只能到资本主义时代，在其他商业国家实现。
华夏邦国则不同。
邦国是一定会发展为帝国的，因为邦国原本就是政治妥协和政治交易的结果。当时的周天子，并没有能力像埃及法老纳尔迈、亚述国王萨尔贡、波斯国王居鲁士、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那样，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便只好分封诸侯，分出自己的权力，赎买诸侯们的武力。
很好！以权力换武力，以土地换和平。
问题是，这笔交易为什么能够达成？因为各路诸侯都已经不再是流寇。流寇一旦变成坐寇，就会进一步要求变成王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没有，都是坐寇变的。只不过，转型成功就叫王侯，失败则叫匪寇。成王败寇。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武力转化为权力，武力社会过渡到权力社会，是历史的趋势，尽管那权力是靠武力获得的。
因此，人类早期的战争会有两个结果：一方面，资源和财富会集中在某个特别有武力的集团手中；另一方面，他们又会同时把自己从武力集团转变为权力集团。这跟黑社会成功以后要做合法生意，是同一个道理。
于是，当某一集团（比如秦国）的武力大到天下无敌的时候，社会和国家的性质就会发生质变。武力社会必然过渡到权力社会，邦国也必然会转变为帝国。
帝国，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
它的特点，就是集权。
集权是必然的，因为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所以，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
更何况，集权并不难，因为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由许多单个马铃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马铃薯”，根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不受限制的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露和阳光。[20]
事实上，农业民族更喜欢的也是权力而非武力。权力的滥用虽然也会带来不幸，但破坏力显然小于武力的横行。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别无选择，农业民族宁要暴君，不要暴民；宁肯臣服于皇帝，也不愿依附于流寇。[21]
帝国制度，呼之欲出。
那么，之前八百年的邦国时代，又作何解释？
邦国是帝国的预备阶段。它跟希腊城邦制度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实践和探索。但，邦国也好，城邦也罢，都只适用于城市国家。小国寡民，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希腊），或者直接君主（华夏）。一旦变成领土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就只能实行“议员代表民意”的代议制，或“官员代理王权”的代理制。
所以，大国行民主，只能是联邦；大国行君主，则势必要集权。唯其如此，邦国制度才会瓦解，天下也得重新洗牌。先是侯国变成了公国，后是公国变成了王国。王国都是领土国家，也都实行郡县制。分权制的邦国让位于集权制的帝国，已是势不可挡，势在必行。
但这绝不意味着之前的邦国时代是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因为有这八百年的预备阶段，中华帝国虽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帝国，却是最典型也最成熟的帝国。
不过这一点，要到汉武帝之后才能看出。
现在让我们回到秦。很显然，秦能够兼并天下创立帝国，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制度和文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秦人不过充当了历史要求的执行者，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是他们的荣幸，也是他们的荣耀。[22]
既然如此，秦又为什么会二世而亡？
秦亡之鉴
一般地说，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迅速灭亡，多半只有三种原因：要么是制度有问题，要么是政治有问题，要么是制度和政治都有问题。
秦，是哪一种？
柳宗元认为是第二种：政治有问题。柳宗元说，秦亡和周亡是不同的。周亡在制度，政治没问题。秦亡在政治，制度没问题。秦失于政，周失于制，都很清楚。[23]
这当然可以讨论。
实际上，周和秦，并不能相提并论。周是八百年而亡，秦是二世而亡，岂可同日而语？因此，也许周的制度和政治都没问题，只是老了。周，怕是衰竭而死吧？
秦，就不该这样。
没错，秦是少年壮志，新做人家，应该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开创出一片新气象来。
这也是大家的愿望。
事实上，大秦帝国建立之初，不但统治者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被统治者也额手称庆欢欣鼓舞。不管怎么说，一个盼望已久的最高权威总算出现了，人们当然不吝以最大的善意，希望他能把幸福洒满人间。[24]
结果却是失望。秦始皇并没有带来阳光和雨露。他施加于人民的，是暴力，是血腥，是苛政。
秦政即苛政，正如秦制即帝制，这是已被反复证明过的。秦制与秦政，也都是秦主义的现实化。但，帝制和苛政并不画等号，正如专制未必都独裁。有开明专制，有集体专制。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既专制又独裁，要到朱元璋以后。
那么，秦为什么是帝制加苛政呢？
也许，天然如此。
前面说过，秦，是华夏化的戎狄。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靠着强弓劲弩和铁马金戈，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因此他们崇尚武力，信仰强权，相信重赏之下出勇夫，高压之下出良民，战马兵车出政权。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都这样。
不难想象，这样一个集团，一个以武力获取权力的军事集团，当他们小鱼吃大鱼，骤然吞并天下，需要巩固政权保卫成果时，能想到的办法又会是什么呢？
也只有军事管制加严刑峻法。
这就是苛政的来历。
没错，作为帝国制度的创造者，秦人对于如何治理和统治新国家，其实一无所知，只能照搬王国时代的成功经验。他们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是死路一条。
秦人的错误不难理解。因为就连刘邦，也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刘邦称帝以后，有一位名叫陆贾的人常常在他耳边讲诗书。刘邦竟大爆粗口骂道：你老子我的天下，是骑在马上得来的，讲他娘的什么诗书？
陆贾却反问：在马上得来的，也能在马上治理吗？[25]这话后来成了名言。
问题是，为什么天下能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
因为得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靠权力。
的确，权力和武力是不一样的。武力是暴力，权力则不是，所以权力社会一定会取代武力社会。也因此，即便帝国的权力是靠武力获得和维持的，也只能表现为“非典型暴力”。然而秦始皇他们，却把非典型暴力（权力）当作典型暴力（武力）来使用，岂有不亡之理？
秦之亡，确实在政治。
换句话说，他们还没学会正确和娴熟地使用权力。他们的灭亡，跟亚述帝国如出一辙。[26]
但，秦制就没问题吗？
也有。
前面说过，秦帝国的大厦是由两根支柱来支撑的：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这两根支柱互为因果。要集权于中央，就必须消灭世袭的领主和封建的邦国。留下的空白，则由官员和郡县来填补。官员既然只是皇权的代理人，至高权力当然仍在皇帝那里。两根支柱，其实是一根。
独木难支，帝国大厦轰然倒塌。
显然，秦之亡既在政治，也在制度。政治上的补救办法，是把苛政变成仁政，至少看起来像仁政。制度上的补救办法，则是在中央集权和官员代理之外，再立一根支柱。只有这样，帝国才真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秦政必须转变为汉政，秦制也必须转变为汉制。这当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探索和实践。但毕其功于一役的，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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