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为了要钱的是算缗（读如民）。
缗，就是一千钱；算，就是二百文。算缗，就是征收资产税。具体地说，就是工商业者都要申报财产，政府则二缗抽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所得税。如果是小手工业者，则税率为百分之五。
此令一出，天下哗然，只有一个人响应。
这个人叫卜式。
卜式是个畜牧业主，老早就向帝国捐款，曾经申请捐出家产的一半。汉武帝奇怪，便派使者去问他。
使者问：你是想做官吗？
卜式说：不想。我是个放羊的，不会做官。
使者又问：你是有冤情要申诉吗？
卜式又说：没有。我人缘很好，没人冤枉我。
使者再问：那你到底为什么？
卜式又说：爱国呀！
使者回去报告给汉武帝，汉武帝又告诉公孙弘。
公孙弘却说，这不符合人之常情，请皇上不要理他。
汉武帝便不理睬卜式。
但是算缗法颁布后，富豪们纷纷隐瞒财产，卜式却一下子又拿出二十万。喜出望外的汉武帝，便把这位爱国商人树为道德楷模，要大家向他学习。
可惜榜样的力量未必无穷，还是没人申报财产。[12]
汉武帝无奈，只好在颁布缗钱令的两年后，又颁布告缗令。告缗，就是举报隐瞒财产。告缗令，则是对举报者的奖励条例，金额是被举报者财产或资产税的一半。
这一政策，据说是酷吏张汤的设计。[13]
大司农颜异之死，也在这一年。
告缗令颁布后，一场举报他人财产的人民战争就打响了，几乎所有中产以上家庭都被举报。中央政府则派出由酷吏组成的工作组奔赴各地，就地处理隐瞒财产案。
其结果，是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级集体破产，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锐减。大家有了钱就赶紧花掉，生怕变成打狗的肉包子。至于国库，当然盆满罐满。
汉武帝和桑弘羊，却意犹未尽。
元封元年，汉帝国又出台了由桑弘羊设计的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就是政府平价收购各地土特产，然后运往他地高价卖出，赚取差价。平准，则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国物资，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利归朝廷。
显然，桑弘羊的手从制造业伸向了流通领域。或者说，他已经不满足于金融和盐铁的垄断，还要建立天底下最大的商业网络，而且由帝国政府独家经营。
汉武帝不但收税，还要经营权。
这下子，民间资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业者发家致富的所有门路，便都被堵死了。帝国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唯一的银行家、企业家和批发商。
如此垄断和霸道，就连爱国商人卜式也看不下去。也就在这年，由于发生旱情，汉武帝让巫官求雨。卜式却说：用不着求。只要把桑弘羊扔进油锅，天就下雨了。[14]
天有没有下雨，不知道。卜式失宠，是事实。
桑弘羊的生前身后，则是骂声一片。骂得最凶的，是儒家。这非常怪异，因为桑弘羊打击的是商人。商人痛恨他不难理解，历来藐视商人的儒生骂什么呢？
何况经济问题从来就是儒家的短板，他们也只会扣道德帽子。而且骂来骂去，无非为富不仁，与民争利。
桑弘羊不屑一顾。
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矿山、海洋、森林、原野等等，原本就是天子的。开放给民间，是让利于民。收归国有，则天经地义。何况皇上并没有把经营权捏在自家手里，而是交给国家，怎么能说是自私？
均输和平准也一样。物流和销售由民营改为国营，政府就可以进行宏观调控。不法奸商再也不能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怎么是为富不仁？更何况，通过国营商业增加财政收入，就不用加赋加税，怎么是与民争利？
桑弘羊底气很足。
其实，这里面未尝没有道德问题。比方说，只准国家赚钱，不准商家牟利，有道理吗？挑动群众互相举报，人人以邻为壑，很正义吗？政府说收税就收税，收不上来就动粗撒野，跟强盗有区别吗？
可惜，儒家根本就认识不到这些。
桑弘羊也理直气壮，因为他并没有以权谋私。他之所谋为国家利益，他之所护为中央集权，他之所求为富国强兵。你要说他不道德，先得否定这三项。
然而问题的关键正在这里。国家利益，一定高于个人利益吗？中央集权，一定必须维护吗？富国强兵，就一定要让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破产吗？
但是桑弘羊不会回答这些问题，汉武帝也不会。在他们看来，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那些巨商大贾。他们富可敌国，贵拟王侯，号曰素封（没有爵位的王侯），已经构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国家的经济命脉，又岂能掌握在他们手里？增加中央财政，只是改革的目的之一。防止民间出现财阀和财团，才是根本所在。[15]
汉武帝要钱，更要命。
实际上，任何一个集权的社会，一个可能由集权发展为专制的社会，都不会允许民间资本形成规模，因为那会变成一种与绝对权力抗衡的力量。如果这些财团还涉嫌黑社会，那就不但要遏制，还必须斩尽杀绝了。
郭解之死，即因为此。
打掉地头蛇
郭解被杀，是在推恩令颁布那年。[16]
这年其实还有两件大事，一是设置朔方郡（约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及巴彦淖尔盟后套地区），二是移民三百万人于茂陵。这两件事跟推恩令一样，都出自主父偃的建议。干完这三票，主父偃被杀。[17]
至于郭解，则接到命令，要迁往茂陵。
茂陵在今陕西省兴平市，是汉武帝的陵墓，当时正在建设，同时还要建茂陵县。建县就要移民。只不过，这回迁过去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大户人家。
主父偃的说法，叫“天下豪杰”。
豪杰就是豪强，也就是土豪劣绅地头蛇，包括强宗巨族和暴发户。据说，这些人招降纳叛，姑息养奸，与黑恶势力结为死党，成为横行乡里的恶霸集团，甚至左右地方政治，危害性不亚于割据一方的诸侯王。[18]
至少在帝国统治者的眼里，是这样。
这就要打击。对付诸侯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分拆他们的封国。对付豪强的办法则是连根拔起，让他们到茂陵去。豪强们离开本土来到皇帝眼皮底下，根本成不了气候。诸侯失去豪强的支持，更只能是没毛的鸡。
很好！一举两得，左右开弓。
三百万人就这样背井离乡。按说，他们本应是并兼之家（大财阀），或乱众之民（黑社会），实际操作的标准却是家产三百万。也就是说，只要你富甲一方，不管是勤劳致富还是贪污盗窃，统统都是打击对象。
对！良莠不分，一刀切！
问题是即便按照这个标准，也没郭解什么事。他并不是富商，也不是豪强，司马迁则称他为游侠。侠，是因为扶危济困；游，则证明并无职业。只不过，郭解虽无一官半职，却有很多人甘愿为他奔走，还争先恐后。
郭解的工作，似乎就是行侠仗义，或者开了一家没注册的公关公司。他甚至曾经从轵县（轵读如只，在今河南省济源市）到洛阳去调解是非。他的能量也大，只要打声招呼，就可以让县里免去某人的差役。
这样的人，大约只能叫江湖老大。
那时朝野的界限并不分明，战国遗风也还在。不少名臣权贵，比如张良、季布、窦婴、袁盎、周亚夫，都或者自己侠义，或者结交侠士。总之，游侠不会因为身在草莽就不为人知，郭解的迁徙则连车骑将军卫青都被惊动了。
卫青说：郭解没那么多钱，不该在名单中。
汉武帝却一声冷笑：一介平民的权威之大，居然能让将军来替他说情。这样看，他们家不穷！
这就不但该走，而且该死了。
没错，汉武帝固然不喜欢他的臣民太有钱，却更不喜欢他们有影响力。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有号召力的只能是皇上和帝国政府，岂能是平民或者游侠？
事实上轵县官吏把郭解列入迁徙名单，就因为他名气太大，不敢不上报朝廷。看来，县里的办事员虽不过蕞尔小吏，对圣意倒是心领神会。
郭解也只好走人。
然而他的好名声和好人缘，却再次帮了倒忙。郭解动身时，前来送行的不计其数，赠送的路费竟多达千万。关中的贤达豪杰，也都在他入关后抢着前来结交。
这个风头实在出得太大，足以让高层震怒。郭解的小兄弟们，也为他惹是生非。他们先是查出将郭解列入迁徙名单的县吏，把他杀了。然后，又杀了他爹。这家人进京告御状，郭解的人又把上访者杀死在宫廷门前。
如此肆无忌惮，岂非挑战帝国的权威？何况一连三起谋杀，政府也不能置若罔闻。于是武帝下令通缉，郭解也被捉拿归案，准备老账新账一起算。
郭解有老账吗？
有。他铸过钱，盗过墓，杀过人。可惜查来查去，都在大赦之前，只能一笔勾销。
可是郭解的马仔，却又惹事了。
没有证据显示，郭解组织了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但仰慕他的人，却不少是流氓地痞小混混。他们往往自作主张为郭解办事或报仇，这回也一样。有个儒生，因为背后对郭解出言不逊，竟然被人杀死，还被割了舌头。
这事当然不是郭解干的，案发后凶手也不知去向，因此法官判郭解无罪。然而新儒家公孙弘却发表意见说：郭解不知情，比亲自去杀人罪还大。
这话看起来是混账逻辑，其实未尝没有道理。因为此案意味着郭解的声望和权势已经大得吓人，什么事情都不必他亲自出马，甚至不必让他知道了。
那么，普天之下谁能有如此权威？
皇帝。
请问皇帝能有两个吗？
不能。
结果，郭解被满门抄斩，罪名是大逆无道。
其实郭解何曾大逆不道！他反对过皇帝吗？没有。反对过政府吗？也没有。发动过武装叛乱吗？更没有。他千错万错，是不该成为地头蛇。金蛇狂舞，奈真龙何？
郭解只有死路一条。
其实郭解应该想得到这一天，他的父亲就是作为游侠而被杀的，时间是在汉文帝朝。汉景帝也不手软，只要听说某个地方出了豪侠，便会派人将其剿灭。比如济南的氏家族（读如闲），就亡于酷吏郅都之手。
很难说这些人是不是黑恶势力。也许吧，也许。但这根本就无所谓。帝国在意的不是他们恶不恶，而是强不强。任何力量只要形成规模，不管是白是黑，是善是恶，都不能允许存在。功高尚且不能盖主，况草民乎？
这就是帝国的逻辑。
其实豪强和游侠的存在，早就让帝国感到不安。想当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最担心的就是游侠剧孟。将剧孟收归帐下后，则高兴得有如收降了一个敌国。[19]
一个游侠就等于一个国家，这还了得！
不是乱党，也是乱党。
实际上，法家早就提醒统治者要防范两种人，一是文士，二是武侠。在汉武帝的黑名单上，则还有巨商和豪强。巨商和豪强会动摇基础，文士和武侠则会扰乱人心。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是不安定因素。
对付的办法则不一样。对巨商，是断其财路，或只准小本经营；对豪强，是断其根基，让他们自生自灭；对文士，是另给出路，让他们追逐功名；对武侠，则是血腥镇压，绝不手软。至于他们是不是黑社会，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自己坐稳江山。
这就是汉武帝拳打脚踢频频出手的原因。
现在，诸侯王被削弱了，民间资本被遏制了，地方豪强和游侠乱党被打击了，汉武帝可以休息了吗？
不，他还要向政府夺权。
一国两府
汉帝国的政府首脑，是三公。[20]
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是最高行政长官，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御史大夫是最高监察官和执法官。邦国时代，天子之宰为公，诸侯之宰为相，秦汉帝国则将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宰相。
宰相即三公，所以又叫相公。
三公之下是九卿，也就是政府部长。张汤担任过的廷尉，颜异担任过的大司农，都是。九卿未必只有九个，也可能九卿为正卿，之外还有列卿。[21]
九卿和三公都有自己的施政机构。三公的叫府，也叫公府或相府。九卿的叫寺，也叫卿寺。皇帝的则叫宫，也叫皇宫。皇宫、相府、卿寺，各行其政。
事实上，皇帝、三公、九卿，有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九卿则是中央各机关部门长官。九卿的权力和地位与三公无法相比。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行之。三公是决策者，九卿是执行人。[22]
其实就连皇帝，也没法跟宰相比。汉初，帝国的政务都由宰相负责。他们平时独立办公，如有大事则三公会议（一起讨论），再拿出方案交皇帝批准。皇帝五日一朝，只能说可说否，无异于橡皮图章。
可见，皇帝不是政府，宰相才是。皇帝的功能，跟西方的国会和现在的人大差不多。
职权不同，机关单位、工作班子和经费来源，也不相同。皇帝的是宫廷，政府的是朝廷；皇宫的职能部门叫尚，政府的叫曹；宫廷的经费来自工商税收，朝廷的来自田赋收入。田赋是大头，用作政府公款。工商税收是小宗，算是皇帝私房。宫中府中，泾渭分明。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分庭抗礼了。而且，也意味着帝国有两个政治中心（宫廷和朝廷），两个权力中心（皇宫和相府），两种最高权力（皇权和相权）。这时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皇帝世袭，宰相民选。退而求其次，则皇帝象征主权和统一，宰相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即主权在君，治权在相。
前一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后一种虽有可能，却未能形成制度。无论刘邦还是萧何，吕后还是曹参，都没能把这种关系规定下来。汉初无为，君臣倒是相安无事。武帝雄才大略，好大喜功，就必须向政府夺权。
夺权的主要对象，是丞相。
丞相在三公当中地位最高，不但金印紫绶，而且例为列侯，所以丞相又称君侯。丞相的权力也大，可以驳回皇帝的决定。比如西汉末年的丞相王嘉，就曾封还哀帝加封董贤的诏书，拒不执行，哀帝也无可奈何。
武帝本人，更是领教过丞相的跋扈。比如田蚡（读如焚）任丞相时，几乎大权独揽。帝国的大小官员，统统由他提拔任命，以至于汉武帝忍无可忍地说：你老人家封官封够了没有？朕也想任命几个！[23]
这种状况，当然得改变。
汉武帝的第一步，是用御史大夫来抗衡。
御史大夫银印青绶，同时也是副丞相，但不是丞相的副手和僚属，而是备位丞相。也就是说，丞相职位如果空缺，就例由御史大夫递补，故又称亚相。
这就有点意思了。何况太尉一职早在武帝继位后第二年就被废除。宰相三府只剩下二府，不妨相互制衡。
汉武帝起用的打手，是公孙弘和张汤。
这一招很灵。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时，丞相是薛泽。张汤任御史大夫时，公孙弘已经去世，丞相先后是李蔡和庄青翟。结果，薛泽、李蔡、庄青翟都成了摆设。大政方针，全由张汤和汉武帝一手拍板，没别人什么事。[24]
公孙弘和张汤能够架空丞相，固然因为他们两人一个阴险一个蛮横，但与担任的职务也不无关系。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权是掌管文书和监察百官，实为朝廷的秘书长和监察长。如果存心想做事，那是很有事情可做的。
更重要的，是他的副手。
御史大夫的副手有两个，一个叫御史丞，一个叫御史中丞。虽不过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汉制，官衔前面有“中”字的，都在皇宫里办公，御史中丞也一样。
实际上，御史中丞就是御史府驻宫办事处主任。这样的副手，丞相是没有的。皇帝有什么想法，也是先告诉御史中丞，由御史中丞转告御史大夫，再由御史大夫转告丞相。御史大夫揣摩圣意，要比丞相容易得多。
公孙弘和张汤得逞，这是原因之一。
不过御史大夫毕竟是政府的人。汉武帝要夺权，还得用宫廷的人。宫廷的人就是宫廷官，也叫中朝官。其中最重要的，是尚书。尚书就是皇帝的政治秘书。如果让尚书来处理政务，皇帝就有了自己的班子。
然而尚书的地位实在太低，必须派个大领导。
这个大领导，就是大司马。
大司马是在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元狩四年）设置的，其实就是被废除的太尉，但不再作为宰相，也非正式官职，而是加在将军官衔之上的名誉称号，比如大司马大将军，大司马骠骑将军，大司马左将军。
大司马的任务，是“领尚书事”（西汉），或“录尚书事”（东汉），也就是领导、统率、管辖、主持尚书的工作。表面上看，不过秘书长，还是兼职。但，大司马的政治待遇是位比三公的。这样的秘书处，简单吗？
当然不简单。
事实上大司马统领的尚书事，也逐步由秘书机构变成了决策机构。但凡事关军国的大政方针，都先由尚书参谋议论提出意见，形成决议才由宫廷送往朝廷。
显然，这是另一个政府，只不过这政府是设在皇宫里的。因为首任大司马卫青和霍去病都是外戚，是后妃的娘家人。他们要策划军事也只能在宫中与皇帝密谈。久而久之，大司马官署宫中就成了惯例。
这样一来，帝国就有了两个政府。一个叫中朝（也叫内朝），在宫中；另一个叫外朝，在府中。外朝之首为丞相，中朝之魁为大司马。两套班子，共理朝政。
没错，一国两府。
其实就连这个说法也是不准确的。大司马位高权重，亲近皇帝，尚书们在宫中轮班值宿，随时听候召见，面呈奏章，亲聆圣旨，信息远较宫外朝臣灵通。丞相为首的外朝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诺诺承命办事而已。
从此，丞相更成了摆设。后来，就连这职衔也被取消，改成了别的。是不是真宰相，则全看是否领尚书事或录尚书事。到东汉，更建立尚书台（又叫台阁或台省）。一国两府公开化，变成公府（三公府）和台阁（尚书台）。
这都是汉武帝开的坏头。
汉武帝却十分满意。他终于完成了集权大业：始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再集中央之权于皇帝。大权在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大展宏图。至于留下的无穷后患，则只能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