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如果发现太子是被宗爱诬陷，岂能让这家伙活到变成凶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对北魏公布的说法表示存疑，民间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吵得沸沸扬扬。
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焘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势如破竹，军进瓜步（在今江苏六合），饮马长江，还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拓跋焘却突然撤军。这就让严阵以待的刘宋大惑不解，并认为拓跋焘一定是后院失火。
于是南方传言：魏太子拓跋晃谋反。
谋反的说法细节丰富言之凿凿。据说，当时拓跋焘得到情报，留守平城的太子图谋不轨。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并在回国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谎称皇帝已经驾崩。太子不知是计，匆匆赶来迎丧，结果在空空如也的灵柩前被捕，并被关进铁笼秘密处决。[19]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被《资治通鉴》采信，事实上它也疑点甚多。我们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鲁口（今河北饶阳）迎驾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则是六月五日。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皇太子三四个月不露面，难道竟然无人置疑？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异。如果太子谋反属实，他就应该庆幸，宗爱也不必紧张。就算谋反是冤案，也没有宗爱什么事，除非假情报是他发出的。但同样，他也早就该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尸万段。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北魏宫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后来还追认他为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则既没有追究谎报军情的责任，也没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谋反集团，只是想起儿子就泪流满面。
这哪里像是发生了谋反案？
看来事实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权力斗争，却存在政见分歧。这种分歧决定着帝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东宫大开杀戒，就是为了剪除太子羽翼。区区宗爱，其实不足为道。
那么，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牵涉到文化，也牵涉到政治，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四章）。至于此刻的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灭佛。但这与信仰无关。实际上太子拓跋晃他们信佛，很大程度上在于释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对佛教天然地抱有亲切感。
太武帝拓跋焘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华皇帝”。或者说，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只能尊崇道教，因为道教才是中华本土的。拓跋焘甚至用“太平真君”四个字做了自己的年号，而且正是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二年。[20]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击，反佛的汉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辅佐过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个是他帮着打下来的。可惜他的结局却是满门抄斩，还连累三个姻亲一并灭族，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转折关头
崔浩是由于撰写国史而死的。
此案发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与太子并无关系，尽管恃宠而骄的崔浩从来不把这个未来的皇帝放在眼里，两人的矛盾也是连南朝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不过崔浩也好，太子也罢，都无法决定对方的命运。掌握着他们命运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只能是太武帝。[21]
那么，太武帝为什么要杀崔浩？
因为愤怒，因为失望，而拓跋焘对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荡平了北方诸国之后，太武帝觉得伟大的北魏已经不能再没有一部国史。于是他给崔浩下达诏书，让他领衔完成这个任务。给出的指令是：务从实录。[22]
崔浩欣然命笔。
学富五车又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满满，然而这种自信心却让他身首异处。国史完成后，头脑发热的崔浩在他人怂恿下，竟将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耗资三百万做成方圆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观看阅读，等于是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未经审阅的北魏国家史。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网络时代，动用国库经费建成的碑林也不该是他的自媒体。更何况崔浩为了彰显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对某些必须“为尊者讳”的故事一概秉笔直书。这就触动了鲜卑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作为曾经的野蛮人，他们的祖上可是并不怎么文雅的。
投诉信雪片般地飞到了御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崔浩竟会如此辜负圣恩。修史诏书从“我太祖道武皇帝”说起，一直说到“岂朕一人获济于此”，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务从实录是不要漏掉丰功伟绩，谁让你“肆意诽谤”来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杀又该杀谁？
崔浩血溅刑场。[23]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汉矛盾冲突的典型，其实不然。崔浩之死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国史案不过是导火索。事实上太武帝对“诽谤”一事并未深究，参与撰写此书的汉人也并非全都被杀，比如高允就幸免于难。[24]
汉人高允是这部《国书》的主笔，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因此案发之后，太子便把并不知情的老师请进东宫住下。第二天带他去见皇帝时，又特地交代高允：一会儿皇上问起来，我怎么说，老师就跟着怎么说。
高允问：什么事呀？
太子说：进去就知道了。
进殿以后，拓跋晃便极力为高允开脱。太子说：高允从来就小心谨慎，不敢自作主张。此番虽与崔浩同事，但崔浩专横跋扈，高允人微言轻，请皇上赦免其罪。
太武帝问高允：这部书都是崔浩写的吗？
高允回答：除了太祖那部分，都是臣与崔浩写的。不过崔浩只是总裁，著述方面臣多于浩。
太武帝大怒：高允罪过大多了，怎么能不杀？
拓跋晃忙说：天威严重，高允刚才是吓糊涂了。
太武帝问高允：真是太子说的那样吗？
高允却回答：不是的。臣以不才，谬参其事，罪该万死。太子殿下不过因为臣陪读东宫，想为臣讨一条小命罢了。皇上不问，臣不敢说。皇上垂问，臣也不敢糊涂。
太武帝大为感动。他回过头来对拓跋晃说：如此正直和诚信，岂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于是不但赦免高允，还让他担任专案组的组长，起草国史案的处分决定。
高允却迟迟不能下笔。
犹豫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按照有关部门的意见，自崔浩以下涉案人员一百二十八人，统统都要灭五族。于是，高允面见皇帝据理力争。高允直言：有没有漏网之鱼，臣不敢说；这么多人都判死刑，臣也不敢同意。
结果，高允救下了几千条人命。[25]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功德无量的高允健康地活到九十八岁，五任皇帝都对他礼遇有加。国史案也好，太子党也罢，也都没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因为高允终其一生都坚守道德底线，甚至清贫到只有草屋数间咸菜几坛，让后来的文成皇帝拓跋濬（读如俊）感慨不已。[26]
道德，是可以超越民族界限的。
何况此时的民族关系已不同于前。崔浩的父亲崔宏是被拓跋珪抓来做官的，崔浩却为北魏殚精竭虑。实际上崔浩的问题不在于他有抵触情绪或敌对情绪，反倒在他太把北魏当成自己的国家。这就引起了那些真正主人即鲜卑贵族的反感。当反感找到突破口时，崔浩便不能不死。
没有证据显示，后来皇太子拓跋晃的去世，与崔浩之死有什么关系。但如此之多的奇案频频发生，则证明此时的北魏已经到了转折的关头。这个转变将因太武帝的被杀而减缓，直到一个神秘的女人再来启动新的程序。
这个女人就是冯太后。
跟太武帝拓跋焘一样，冯太后也一身是谜，只不过这些谜团同时伴随着绯闻。按照正史的记载，冯太后是文成皇帝拓跋濬的女人，十四岁进宫，两年后成为皇后，九年后成为太后。这时的她，只有二十五岁。[27]
二十五岁的冯太后表现出了奇特的爱情观。她先是跳进火里要为文成皇帝殉葬。被人救出当了太后，却又传出绯闻。结果是继位的献文皇帝拓跋弘忍无可忍，处死了她的两个情夫。作为报复，冯太后则毒死了这个皇帝。[28]
这里面的恩恩怨怨已经无法弄清。事实上，作为冯太后名义上的儿子，献文帝也可能是她的男人。因为按照鲜卑人“收继婚”的习俗（纳娶父亲去世后留下的不是生母的其他女人），献文帝是可以这样做的。甚至就连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也可能是他跟冯太后所生。[29]
如此说来，献文帝的杀人便可能是吃醋，冯太后的报复则难免“最毒妇人心”之嫌。
当然，不会有人追究。
但毫无疑问，冯太后是强悍的。作为皇太后和现任皇帝可能的情妇，她在献文帝继位的第二年（466）就以霹雳手段发动宫廷政变，杀死丞相，架空皇帝，迅速掌握了北魏政权。那时，她应该还没有怀孕。[30]
不过，这并不妨碍她跟皇帝会有一个孩子，也不妨碍她后来杀了那皇帝，如果这些猜测属实的话。
呵呵，冯太后可不是崔浩。
当然不是。事实上，除了拓跋宏出生前后的那些短暂的时间，冯太后都牢牢把握着权力。作为北燕王室的后裔，她似乎有着极高的政治天赋，可以在顷刻之间做出生杀予夺的决断，让许多男人望尘莫及。最后，心灰意懒的献文帝只好去做太上皇，尽管当时只有十八岁。
孝文帝拓跋宏继位，五岁。
这是北魏承明元年（476）的事。也就在这年，日耳曼雇佣军将领废掉了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日落地中海，一个古老的文明就此谢幕。
北魏王朝却华丽转身。三十六岁的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称制，开始了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改革。这些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鲜卑和北魏。幸运的是，这不但是拓跋焘和崔浩的遗愿，也是冯太后和拓跋宏的共识。
全盘汉化
拓跋宏更像一个汉人。
这并不奇怪。无论拓跋宏是冯太后名义上的孙子，或者实际上的儿子，都是她一手抚养成人的。作为鲜卑化的汉人，冯太后理所当然地用汉文化的乳汁哺育了这个原本混血的孩子。因此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不但继承了她的改革事业，还干脆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
不难想象，这件事阻力重重。
没有人会喜欢无缘无故地搬家，更何况迁都会损害不少人的既得利益。拓跋宏只好曲线救国，宣布要出兵讨伐南齐。为此，他装模作样进行了占卜，结果卜得革卦。故太子拓跋晃之孙任城王拓跋澄说：革就是革命。这是改朝换代的卦，不是讨伐逆贼的，不吉利。
拓跋宏说：卦辞称“大人虎变”，怎么不吉利？
任城王说：陛下早就是龙，为什么还要做虎？
拓跋宏大怒：国家是朕的，任城王想干什么？
任城王说：江山社稷当然是皇上的，但臣等也有做臣子的责任。陛下既然征求意见，臣当然要实话实说。
拓跋宏无奈，只好在散会后留下任城王说悄悄话，并告诉他自己的真实意图是要迁都。忠心耿耿的任城王恍然大悟，原来皇帝是要一统海内，这才选择了东周和东汉的京城作为帝都。于是立即转变立场，积极支持南征。
公元493年（北魏太和十七年），也就是东哥特人建国的那年，拓跋宏率领群臣和大军来到洛阳。当时正是农历九月，天降大雨不止，所有人都畏首畏尾不肯前进。拓跋宏却一身军装骑在马上，摆出了准备一个人南征的架势。
群臣齐刷刷地跪在了马前。
拓跋宏说：不想南征，那就迁都。
相对于迁都，鲜卑贵族更怕南征，只好妥协。
第二年，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31]
这是北魏王朝的第二次迁都。上一次迁都平城，他们彻底实现了从游牧部落到农业帝国的转变。那么，这一次迁都洛阳，意义又何在呢？
全盘汉化。
应该说，这正是冯太后要做的事情。只不过，她更侧重于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比如实行俸禄制（官僚制度改革）、三长制（基层政权改革）、均田制（土地制度改革）、租调制（税收制度改革）等等。这些制度创新，有的甚至来自她汉族情人李冲的建议。[32]
拓跋宏却还要进行社会改革。
实际上在与任城王谈话时，拓跋宏就说得很清楚：平城是用武之地，不是文治之都。后来，他又对一位鲜卑名士说：朕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何必一定要住在中原？但子孙后代如果永在漠北，又怎么能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因此拓跋宏说，移风易俗，势在必行！[33]
只不过谁都没想到，他的力度会那么大。
改革是与迁都同步的。太和十八年（494）三月，北魏朝廷举行了最后一次迁都听证会。四月，祭天仪式和地点由鲜卑的西郊改为汉人的南郊。十月，太庙神主和皇帝先后启程。十二月，尚在迁都途中的拓跋宏颁布了社会改革的第一道诏令，禁止士农工商再穿鲜卑服装。[34]
鲜卑人大为不满。
不满是可想而知的，拓跋宏也明白只能循循善诱再加恩威并施。于是，次年（495）五月二十六日，已经到达洛阳的他跟群臣有了一次深入耐心而又惊心动魄的恳谈。
拓跋宏说：请问诸位的心愿，是希望朕和朕的国家能够超过商、周呢，还是比不上汉、晋？
群臣说：当然是超过前王。
拓跋宏又问：那么应该移风易俗呢，还是因循守旧？
群臣答：当然应该日新月异。
又问：只是朕一人刷新呢，还是子子孙孙？
答：当然要传之万代。
再问：这么说诸位不反对改革了？
众人异口同声：上令下行，谁敢反对！
于是拓跋宏说：名不正则言不顺。从今天起，朝堂之上禁止再说鲜卑话。三十岁以上的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可以从缓。三十岁以下的现任官员，如若胆敢违令，那就是明知故犯，必须撤职查办，诸位以为然否？
群臣说：谨奉圣旨！
拓跋宏又说：朕曾经跟李冲讨论过此事，李冲居然说四方之音无所谓谁是谁非。仅仅这一句他就该死！
李冲赶忙免冠磕头。
拓跋宏拿李冲开刀杀鸡儆猴，确实用心良苦。因为李冲是冯太后的情夫，又是汉人，还是改革派，而且一向为拓跋宏所敬重。如果李冲都该死，其他人呢？
当然都噤若寒蝉。
拓跋宏又责问宫官：朕已明令禁止胡服，但是宫中女人仍然夹领小袖，你们为什么阳奉阴违？
众人都磕起头来。
几天后，改革官方语言的诏令正式下达。
接下来就是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迁入内地的鲜卑人死后一律葬在洛阳，这就等于改变了籍贯；按照汉制使用长尺和大斗，这就改变了度量衡。然而，拓跋宏意犹未尽，他还要改变鲜卑人的姓氏，比如拓跋改成元，步六孤改成陆，等等。所改之姓，多达上百。[35]
下一步，是分定姓族。
姓族其实就是门第，或者说就是高门，只不过一等的叫姓，二等的叫族。姓族名单由官方严格审核，组织部门则按图索骥授予官职。姓族子弟天生就有做官特权，八姓更不得授予低级职位，跟东晋的“上品无寒门”一样。
显然，这是魏晋门阀制度的鲜卑化。这个制度一旦实行，鲜卑人便也就有了门第。结果是什么呢？是门当户对的胡汉两族可以通婚。事实上拓跋宏紧接着就下达了一纸诏书，命令他的六个弟弟娶汉人四大家族的女儿为妻。
皇族与汉族通婚，示范作用当然显著。当其他鲜卑人也纷纷效法时，民族融合就得到彻底实现。当然，是作为少数民族的鲜卑像盐一样溶化在汉民族的水中。
更何况，他们还都得着汉服，说汉语。
这可真是大混血。
混血是种族的，是文化的，也是政治的。实际上，姓族制度建立以后，士庶之别就取代了胡汉分野。民族界限模糊了，身份认同从族别变成了门第。鲜卑的豪门与汉人的望族共同组成统治阶级，下层则混为一谈。这正是当年崔浩的理想，拓跋宏则把它变成了现实。[36]
与此同时，洛阳也再度成为华夏文化的中心。拓跋宏迁都三十多年后，一位名叫陈庆之的南梁将领曾这样描述他亲赴洛阳的切身感受：我原本以为两京沦陷之后，长江以北便都变成了戎狄之乡。这次到洛阳，才知道衣冠人物尽在中原，根本不是我们江东可比的。[37]
拓跋宏成功了。他其实已是中华皇帝，虽然也只有半壁江山。但他开创了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由胡汉混血的北方来统一中国，从而创建新的中华文明。
这就是鲜卑人的历史功绩。
那么，原本代表华夏正宗的南朝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