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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鬼是骑着豹子登场的。
她站在峰顶,
遥望山下那幽静的竹林,
白云一片片飘了下来。
赤豹的旁边,是狸猫。
人有病,天知否
占卜的结果出来后,所有人都哭了。
这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天。楚庄王的军队围困郑国都城七天后,郑人进行了占卜。他们先问:跟楚国讲和,有可能吗?征兆显示没有。又问:在太庙里哭,把战车都开到街上准备巷战,有可能吗?回答是有。于是国人来到太庙,守城的战士则在城墙上号啕大哭,一直哭得昏天黑地。
结果楚人退兵,留出时间让郑人修城。
当然,也可能是想招降。[1]
与此同时,晋国的大军也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他们是听说郑都被围,闻讯赶来的。在晋楚两国的争霸斗争中,郑是晋国的小兄弟。小弟挨打,老大岂能坐视不管?当然要出手。
为此,晋国军方排出了一个豪华阵营。
我们知道,晋国号为三军,实为六军。因为三军的统帅和副帅,都各有一支部队,每军也各有两个大夫,中军统帅则为元帅。也就是说,郑都被围时,晋国六军齐发,在元帅荀林父的率领下前来救援。
郑国却投降了。
投降是必然的,因为扛不住。楚军围城三个月后,郑都沦陷。襄公光着膀子牵着羊,递交了投降书。楚庄王则退兵三十里,跟郑国签订了和平条约。
晋军得到这个消息是在黄河边。这时,前进还是后退就成了一个问题。继续前进是没有意义的,也师出无名。郑国降都降了,你还救什么救?退回去同样不行。不但无法交差,这口气也咽不下。
箭在弦上,晋楚终于交手,这就是“邲之战”。
邲之战的过程复杂而混乱,结局却很清楚,那就是楚军大胜,晋军大败。没失败的,只有士会统帅的上军;先撤退的,则是赵婴齐指挥的部分中军。因为他们事先都做好了战败的准备。溃不成军的其他部队,则在半夜三更黑灯瞎火地渡过黄河,吵吵嚷嚷整整一夜。前面说过的荀首之子知罃也在战争中被俘。荀首只好又杀回去,射死夏姬的丈夫襄老,俘虏了楚国的王子,最后才换回儿子。[2]
这一回,晋人恐怕连哭都哭不出。
如此结局,应该不难预料。事实上,从一开始,晋军六帅十二将,意见就有严重分歧。中军副帅先縠,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主张跟楚军决一死战;上军统帅士会,下军统帅赵朔,下军副帅栾书,下军大夫荀首,则认为应该避其锋芒。荀林父是新上任的元帅,原本威望不高。此刻夹在两派之间,更是举棋不定,完全没有了主张。
先縠却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縠说,身为军帅,却像懦夫,诸位做得到,我做不到。晋国的霸权如果丢在我们手上,不如去死!
于是,自说自话带了部队就过河。
这就是盲动了。
盲动的结果是被动。先縠过河后,军法官韩厥便对荀林父说:这支部队单兵深入敌境,多半是有去无回。您老人家可是元帅。部队不听指挥,这是谁的罪过?何况无论丢失属国,还是损兵折将,都是大罪。既然如此,不如进军。就算兵败,六个人来分担罪责,也比您一个人扛着好。
晋军这才全部过河,安营扎寨。
渡过黄河的晋军将帅仍然争论不休,中军副帅先縠则一如既往地刚愎自用。上军统帅士会和副帅郤克提出要加强战备,先縠居然也反对。士会只好让上军大夫巩朔和韩穿埋伏起来,中军大夫赵婴齐则悄悄地去准备撤退的船只,因此这两支部队最后总算得以保全。
好嘛!如此群龙无首自行其是,岂能不败?
相反,楚人则好整以暇,庄王甚至一开始就不想打这一仗。后来取胜,也没把晋军往死里打。本卷第三章所说楚军教晋军修理战车,让他们逃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场战争中。溃败的晋军夜里渡河,庄王也没让人去赶尽杀绝。这跟他的伐郑和善后,同样颇为得体。
所以士会说,庄王在德行、刑罚、政令、事务、典则和礼仪六个方面都无可挑剔。如此稳如泰山,岂能不胜?[3]
那么,所有这些,老天爷知道吗?
有人说知道。六十年后有一个人说,邲之战的结局,占卜已经预示过了。只不过,占卜是在城濮之战,比邲之战早了三十五年。当时占卜的征兆,是楚胜晋败,结果却是晋胜楚败。占卜是不会错的。所以,邲之战,楚国必胜无疑。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逻辑。
说这种怪话的人,又是谁呢?
蹶由。
迟到的应验
蹶由是吴王夷末的弟弟。
说起来吴也是文明古国,始祖是周文王的伯父,号称“吴太伯”。他和弟弟仲雍为什么要在千里之外建国已不可考,只知道司马迁把他们列在了世家的第一名。
可惜这“文明古国”在西周和东周,都悄无声息,名不见经传。直到春秋中期,吴国的国名才开始见于《春秋》,吴国的君主也才见于《左传》,并且是在同一年。因为就在这一年,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到了吴国。
这位老朋友,就是夏姬最后一任丈夫巫臣。
公元前584年,或前一年,早已成为晋国大夫的巫臣获准出使吴国,见到了吴王寿梦,劝说他与晋国结盟,目的则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
巫臣反楚是必然的。
众所周知,楚是晋的死敌。一部春秋史,差不多就有半部是晋和楚的争霸史。因此,从城濮之战到邲之战,两国交兵不断。连带着那些中等国家(比如郑和宋)和小国(比如附楚的沈,附晋的江),也倒了霉。巫臣作为晋臣,当然要联吴反楚。这是他的职责所在,也是他能对晋国作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巫臣与楚也有私仇。实际上此前楚国的大夫子重和子反,已经杀光了巫臣的族人,以及夏姬的前任情人襄老之子。子反杀人是因为巫臣夺走了夏姬。子重杀人,则因为巫臣曾阻止他得到采邑。双方结下的梁子已不可解,血海深仇更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戏。
巫臣使吴,是大戏的序幕。
决心复仇的巫臣带去了三十辆战车,还有驾驶员和狙击手。他用这些战车和战士做教练车和教练员,教吴人行军打仗,布阵攻城。又让自己的儿子担任吴国的外交官,与华夏各国建立广泛的外交关系,把吴的触角伸向了中原。
有了军事和外交这两手,吴国开始伐楚,伐巢(今安徽省巢县),伐徐(今安徽省泗县),并占领州来(今安徽省凤台县)。子重和子反则被打得顾首不顾尾,疲于奔命。[4]
吴国崛起了。
崛起的吴国成为楚的死敌。公元前537年,楚人联合越国和东夷伐吴,结果他们的一支部队被吴国打败。于是吴王便派蹶由去劳军。这在春秋,原本是贵族的礼仪。楚人却蛮不讲理地把蹶由抓起来,还要拿他去衅鼓。
这事做得太不像话。
不像话是肯定的。蹶由是吴王的弟弟,吴国的公子。彬彬有礼来劳军,不能款待也就罢了,岂能把他抓起来?这次遭遇战,吴人是胜利方,蹶由也不是战俘,岂能杀他衅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是国际惯例,也是起码的道德礼仪和游戏规则,岂能如此破坏?真真岂有此理!
不过这时的楚君是灵王。他不像话,也不足为奇。
蹶由被带到了刑场。
楚灵王派人问他:你来之前,没占卜吗?
蹶由说:占卜了。吉!
这就奇怪。吉,为什么会成为刀下之鬼?
蹶由解释说,寡君听说伟大的君上您要在敝国进行军事演习,便到太庙用龟甲进行了占卜。寡君对鬼神说:下臣马上就要派人去犒劳楚军,借此机会观察一下楚王火气的大小,以便做好我们的战备,请神灵明示这事能否成功。龟甲显示的征兆是吉。事实也证明,我们已经成功。
这又奇怪!被杀,是成功?
当然也有解释。
蹶由说,下臣这次出使贵国,君上如果春风满面和蔼可亲地款待使臣,敝国一定会松一口气。这样一来,敝国就会放松警惕,忘记危险,忽视战备,离亡国也就不远。现在君上怒气冲天大发雷霆,不但虐待使臣,还要以臣衅鼓,敝国也就知道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敝国虽然弱小,但如果准备充足,也还可以与贵军周旋。关键,是有备无患。总之无论君上如何对待使臣,敝国都能知道该怎么办。战争也好和平也好,都有思想准备,当然吉。
接下来,蹶由又说:何况敝国寡德之君在太庙占卜,是为了国家人民江山社稷,哪里是为使臣一人?臣命不足惜,请君上尽管拿去衅鼓。如果臣以小命一条,能够换来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请问哪个更吉利?
楚灵王无话可说,只好不杀蹶由,但也不放。直到鲁昭公十九年,蹶由才被释放回国。那时他已被囚禁十四年,楚君也不再是灵王,而是平王。
值得注意的,是蹶由最后一段话。
蹶由是这样说的:既然有龟甲,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拿来占卜?占卜的结果,无非是吉,或者凶。有吉就有凶,有凶就有吉,谁能肯定凶或吉就一定落在某件事上?比如贵国在城濮占卜到的吉,不是后来才应验在邲之战吗?[5]
这话值得商榷。
从逻辑上讲,所谓“城濮之兆,其报在邲”的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每次占卜的征兆未必立即兑现。这当然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如果兑现或应验都是迟到的,或不准时的,甚至说不清什么时候才对得上的,那么请问,我们还要占卜干什么?要知道,每次占卜,都要有“命辞”,相当于算命先生问你“算什么”。总不能说我问这笔生意能不能成,要等到二十年后下笔生意才应验吧?
由此想到的问题是:周人对于鬼神、宿命、天意,以及占卜、巫术、祭祀等等,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问题,不能不问。
信不信由你
周人对于鬼神,似乎是也信也不信。
跟殷商一样,周人也有祭祀和占卜,而且很重要。但凡国和家有大事,比如打仗、结盟、婚配、立储,都要占卜和祭祀。两件事目的并不相同,占卜是问,祭祀是求。或者说,占卜是向鬼神请求指示,判断凶吉;祭祀则是向鬼神汇报工作,祈求福佑。分工不同,重要性则如一。[6]
因此,从天子到诸侯,王室和公室里都有负责跟鬼神打交道的专职人员,分别叫祝、宗、卜、史,他们的首长则叫太祝、太宗、卜正、太史,各自负责不同的项目。
祝的任务是代表祭祀者向鬼神致辞,因此特别需要知道鬼神的故事和脾气。宗的任务是管理祭祀的程序,以及祭祀的场所和器物。也就是说,祝和宗,是负责祭祀的。
负责占卜的,则是卜和史。卜,又分两种。一种是用龟甲,也叫“龟”或“卜”。另一种是用蓍草,叫“筮”。记录筮法的书,就叫《周易》。龟和筮,可能由两个人分别负责,也可能由一个人包干。占卜的结果,由史记录在案。当然,史不但敬鬼神,更要管人事。后来,就变成专业历史学家。[7]
很清楚,祝、宗、卜、史,都是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才,也是王侯们的智囊团。
但,智囊而已。
事实上,祝宗卜史都是技术官僚,或者说是事务官而非政务官,更不是政治家,因此他们的意见,往往仅供参考。王侯们则也许听也许不听,可能听可能不听。如果占卜的结果不能让他们满意,还会要求重来。
比如晋献公。
晋献公的故事前面已经讲过,他是因为宠爱骊姬而跟申生、重耳、夷吾三个儿子都翻脸的。当时他想立骊姬为君夫人(国君正妻),照例要占卜。先用龟甲,结果是不吉。再用蓍草,结果是吉。卜人说,筮短龟长。龟是动物,蓍草是植物。动物比植物更有灵性,所以龟卜的征兆更靠谱。
但是怎么样呢?献公根本不听。[8]
事实上周人的占卜往往只是一种仪式,或心理暗示。拿主意做判断,恐怕并不真靠这个。公元前525年,吴伐楚。楚国的令尹占卜战争的结果,不吉。楚军司马公子鲂(读如房)便说,我们地处长江上游,怎么会不吉利?再说了,占卜战争,惯例是司马发表命辞。我要求重来。
于是重来。
公子鲂便对鬼神发表命辞:鲂率领亲兵以必死的决心打头阵,楚国国军跟着上去,希望大获全胜,行吗?
征兆是:吉。
于是,公子鲂便带兵冲锋陷阵,果然战死。楚军也果然胜利,还缴获了吴国一条大船。这条大船是那样的重要,以至于吴国的公子光(也就是后来的吴王阖闾,夫差的父亲)拼死拼活也要把它再夺回去。[9]
史书没有记载负责本次占卜的人是谁,可见其人并不重要。实际上,只有那些被视为预言家的才可能载入史册,比如秦卜徒父。公元前645年,秦晋两国发生韩之战,战前由徒父进行占卜,结论是此战必定活捉晋惠公。由于他的预测与后来的结果高度一致,因此此人青史留名。[10]
至于那些屡屡言中的“名卜”,则更会名垂青史。
比如卜偃。
卜偃是晋国的卜官。他最牛的预言,是毕万的后代非比寻常。毕万原本是晋献公的车右。因为有功,被封在魏(今山西省芮城县),并升级为大夫。卜偃马上说:万是大数,魏(通巍)是大名。初次封赏就如此崇高,这是上天在暗示了!天子的子民叫兆民,诸侯的子民叫万民。毕万的子孙,将被万民拥戴啊![11]
这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而且也没有错。毕万的子孙后来不但成为诸侯,还成为国王。他们的国家也就叫“魏”,是“战国七雄”之一。
这样的预言,实在很牛。
所以,卜偃的身影,便频繁出现在《左传》。
还有裨竃(读如皮灶)。
裨竃是郑国的预言家,曾经成功地预测了周灵王、楚康王和晋平公的死亡,以及陈国的复国和灭亡。他甚至能说出准确的时间,比如晋平公将死在七月戊子,陈国将在五年后复封,然后再过五十二年彻底灭亡。依据,则主要是星相学的。看来此人懂天文,通五行,还会巫术,是个全才。
因此,公元前525年,也就是楚国司马公子鲂与吴军战斗而死的那一年,裨竃预言宋、卫、陈、郑四国将在同一天发生火灾。他还告诉郑国大政治家子产,其实有办法消灾。
子产却不理他。
第二年五月,裨竃的预言兑现,宋、卫、陈、郑,果然在同一天陷入火海。
裨竃便对子产说:不听我的,还会着火。
子产还是不听。
有趣的是,火灾也没再发生。[12]
这就说不清裨竃是灵还是不灵。但这并不要紧,重要的是子产的一段话。正是这段话,让我们对周人甚至华夏民族的鬼神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
那么,子产说了什么?
神就是人
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清楚:人间事近在眼前,老天爷远在天边。自然界的规律、法则、变故、奥秘,根本就不是我们能掌握的,怎么可能由天道而知人道,由天象而知人事?至于裨竃的预测精准,不过因为话说得多,当然总会有碰巧说中的,其实哪里知道什么天道?[13]
嘿嘿,他根本就不信。
子产不信裨竃,也不信其他神神叨叨。第二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报告说有龙在城门外的水潭里打架,要求进行祭祀。子产说,我们打仗,龙并不看。那么龙打架,我们为什么要去看?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水潭,原本就是龙的。它们在自己的地盘里打,尽管随它去![14]
但,前一年的火灾,子产却是进行了祭祀的。他祭祀了水神玄冥和火神回禄,迁走了太庙里的神主和大龟,后来还大建土地神庙,这又是为什么?
安定人心。
人心是重要的。四国大火齐发,难免人心惶惶。这个时候,不去讨论鬼神是否存在,先用来抚慰人心再说,便相当于现在的“心理治疗”,并非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