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节度区条件也好。境内有大量的营田和牧场，杂居着突厥、铁勒、党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以及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因此，朔方军跟安禄山的叛军一样，也是多民族之混编部队。如果我们还知道，太子李亨曾经兼任朔方节度大使一职，便会觉得这种安排简直就是天意。
李亨也没有错过机会。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三日，也就是跟玄宗分手差不多一个月后，李亨在朔方留守官员的拥戴下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当日，改元至德，因此本年也叫至德元载。[142]
这时，李亨到达灵武只有三天。
如此匆忙即位，是会引起怀疑的，这才有了煞费苦心想出的年号。至德来自《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意为最高道德就是孝。显然，肃宗需要向天下人宣示，他的称帝是为了领导平叛，以便尽快将父皇迎回长安。作为皇太子，这才是大孝，也才是至德，是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正当行为。
问题在于，领导平叛与当起皇帝来，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玄宗对此也没有明确授权，李亨反倒不无参与甚至主导马嵬事变的嫌疑。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陈玄礼向唐玄宗提出诛杀杨国忠之前，是请示过太子的，只不过太子的态度不够明朗。不明朗也可以有多种理解，比如默许，甚至是希望万无一失，或者干脆是后世史家的春秋笔法。[143]
但，陈玄礼为什么要请示太子？
没有证据显示，两人此前有过交集，唐玄宗也不会允许禁卫军司令官与皇太子眉来眼去。实际上，事变之后他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陈玄礼对皇帝依然忠心耿耿，一路护驾去了蜀中。回到长安后，又被肃宗安排提前退休。[144]
陈玄礼不是太子党。
可疑的是王思礼。这个曾经主张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的高丽人，在马嵬坡事变前一天深夜来到金城，被玄宗任命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以后又匆匆离去。问题是此人并没有遵旨履新，而是在肃宗即位后追随了新皇帝，官至司空，成为大唐开国以来唯一不曾担任宰相而位至三公的人。[145]
这就难免让人怀疑，王思礼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莫非在那不寻常的深夜，他与皇太子、高力士或者陈玄礼有过什么密谈，直接导致了第二天事变的发生？可惜，史书上一点儿蛛丝马迹都没有，我们也只能疑罪从无。[146]
可以肯定的是，陈玄礼清楚太子与杨家的关系。洛阳沦陷后，唐玄宗曾经打算御驾亲征，令太子监国。杨氏兄妹得到消息抱头痛哭，贵妃娘娘则嘴含土块，以请求皇帝赐死的方式，梨花带雨般地进行劝阻，太子监国终于泡汤。[147]
显然，杨国忠固然是死敌，杨玉环也是障碍。这样就能解释，为什么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杀杨贵妃——如果留下这个女人，谁知道她什么时候嘴里又会含块石头呢？
杨玉环非死不可。
这一点，皇太子、高力士和陈玄礼都心知肚明。至于他们是进行了密谋，还是心照不宣地听任禁卫军闹事，已经不再重要。就连唐玄宗，恐怕也看清楚了大势所趋，这才不但在马嵬坡放走了李亨，还对他的称帝表示追认。
一切都那么机缘巧合，又那么顺理成章。
当然，该上演的戏码还得照演不误。礼治的中国从来就是政治舞台，忸怩作态是必须要走的过场。因此，李亨即位之前，臣僚的劝进需要多达五到六次，太子才能装着不得已而顺从民意。总之，新历史总算拉开了帷幕，尽管拥戴肃宗的官员其实寥若晨星，正如他的政府不过草台班子。
然而事实证明，这一步又走对了。肃宗即位的消息传出以后，当月就有安禄山手下五千同罗将士向朔方投诚，大唐的京兆尹（首都市长）和长安县令则在西市（外贸区）率众欢呼，杀叛军数千人，然后浩浩荡荡奔赴灵武。[148]
接着，李泌（读如必）来了，带来了平叛方略。郭子仪和李光弼也来了，带来了精兵强将。这是肃宗时期最为重要的三个人物。有了他们，在灵武城楼草草登基的肃宗皇帝才不再是孤家寡人，大唐的复兴也才有了希望，虽然这过程漫长曲折得就像黄河，必须走过九曲十八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