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融是在宋璟退场刚好一年后浮出水面的，当时官职不过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提出的方案是查户口。这并非没有道理。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农民离乡背井不在原籍，有的定居外地成为逃户，有的流离失所成为流民。前者造成国家财政流失，后者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的角度，将他们重新纳入户籍管理都十分必要。
玄宗批准了宇文融的方案，并任命他作为特使专门处理此案。宇文融也不负厚望。经过不断努力和调整政策（比如允许主动申报的逃户免税六年），这项工作大获成功。三年半以后，八十多万农户和相应的田亩被登记在册，相当于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二。皇帝对此十分满意，宇文融则被任命为监察部的副部长，后来又兼任财政部副部长。[33]
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反对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实际上，移民他乡的农户之前得以逃税，是因为依附于当地土豪。这些土豪往往是帝国的官员或他们的家族。因此，宇文融的行动就损害了暴发户的利益，何况那些地产商还有着官方背景。
政治的原因则在宇文融和他的团队享有特权。由于是皇帝的特派员，他们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自行其是，形成了一个不受国家机器控制的特殊群体。宇文融也毫不客气地以钦差大臣自居，每到一处都要召集男女老少宣示圣旨，给予种种优惠政策，心满意足地听他们感恩戴德痛哭流涕。
于是，当宇文融和他的团队巡视天下时，他们就变成了流动的中央政府。各级地方官员畏惧其特权，大小政务都要先报告宇文融，再报告中书省。就连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宇文融点头核准，地方官也不敢擅自行刑。[34]
这就完全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管理秩序，也对帝国的官僚集团构成了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群起而攻之。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也是在捍卫国家制度和人格尊严。毕竟，中央集权的帝国不该政出多门，州县长官也不该听命于特使。
反对派的领袖是张说。
张说是在宇文融担任特使之后半年重归相位的，起先担任的职务也是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一年半以后成为首相，任中书令。他的卷土重来一般被认为标志着玄宗执政理念和基本国策的调整，因为张说是姚崇的死对头。
姚崇不喜欢张说是有原因的。作为武则天的重臣，他跟狄仁杰一样主张务实，讨厌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何况张说还难免口是心非之嫌，旧史就认为当年如果不是宋璟等人提出警告，张说未必不会作伪证。据说，张说甚至还想私下里修改有关历史记载，只不过遭到了史官的拒绝。[35]
玄宗看中的，却恰恰是张说的文才，甚至称他为“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用这样一个适合担任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任或者作协主席的人做首相，只能说明皇帝开始由求真务实变为好大喜功。没错，制定礼仪需要当朝师表，粉饰太平需要一代词宗，张说自有张说的作用。[36]
何况张说也并非只务虚不务实，裁军二十万和改革兵制就是他的手笔。当时，玄宗不敢相信可以减少兵员，张说却回答说：臣久在疆场，熟悉边务，很清楚将帅们的扩军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自肥。更何况，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陛下如不放心，臣愿以全族性命担保。
结果，边防军由六十万变成四十万，裁减三分之一。[37]
更大的动作，则是将政事堂改为中书门下。
这可并不仅仅只是更名，而是要改制。因为更名之后用印也要变。原来用政事堂之印，现在用中书门下之印。政事堂是会议，加印之后的文件只能算会议纪要；中书门下却是机构，形成的便是政府公文。一样吗？不一样吧！
其他方面当然也都发生了变化。以前，宰相们不过坐而论道，开会的地点也先在门下省，后在中书省。现在则不但有了正规的官署，还有了五个下属办事机构。借用现代政治术语，就是国务会议变成了国务院。与之相适应，原来的集体负责制也会变成个人负责制，甚至首相的独断专行。[38]
后来一位宰相能独专朝政十几年，原因之一在此。
当然，这并不该张说负责，因为集权化正是姚崇时代就已经开始的趋势和政策。但可以肯定，张说既然要提高宰相地位，加强宰相权力，便容不得别人节外生枝。何况作为科举官僚和文坛领袖，他也看不起宇文融这样靠世袭特权进入官场的北周皇室后裔，以及其他那些没有学问和文采的务实派官员。总之，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只看谁胜谁负了。